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南通市角斜“红旗民兵团”命名60周年。江海奔涌百年，这片土地上曾涌现出无数舍生取义的革命先辈，他们以信仰为炬、以生命为歌，在硝烟岁月里书写下可歌可泣的英雄篇章，铸就了南通城市发展的精神根基。
强国复兴有我。10日，由市委宣传部、南通军分区政治工作处等共同主办的红色故事巡回宣讲活动正式启动，9位市红色故事宣讲团成员用9个故事串联起了江海大地波澜壮阔的红色画卷。接下来，宣讲团成员还将走进机关、部队、乡村、学校、社区、企业，把更多的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让南通儿女从中汲取精神滋养，激发豪情。
在通州区兴仁镇温桥村，一棵古老银杏巍然耸立。它，是江海大地红色记忆的鲜活见证者，一场震撼南通人民心灵的演讲，在它的枝叶间回荡，在它的年轮里镌刻。
时光回溯到1942年12月26日，邹韬奋先生身着一袭蓝色大衣，站在银杏树下，在雷鸣的掌声中，发表了题为《团结抗日的形势》。他的言辞，如雷贯耳，深刻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大后方”的黑暗统治。
“团结、抗战、进步！”这振聋发聩的呐喊，从韬奋先生的口中喷薄而出。面对着日寇的疯狂侵略，韬奋先生以笔为剑，以言为刃，字字铿锵有力：“同志们，抗战已到了恭贺新禧的阶段，中国人民的伟大斗争，使我看到了中国的光明已经在望了。努力吧！我向大家恭贺新禧！”四小时的演讲，更像是一次“播种”，播下了抗战的火种，种下了必胜的信念，点燃了现场群众抗日救国的炽热火焰。
演讲结束后，韬奋先生并未停下脚步。尽管耳疼难忍，他仍旧耐心地为热心青年学生解答时事问题，给他们签名鼓励。正是在他的鼓舞之下，短短数月，几百名青年学生毅然决然地加入新四军，投身到抗日的滚滚洪流之中。
韬奋先生在南通停留的时间虽不长，但他留下的足迹令人敬仰。新四军苏中分区印务局更名为“韬奋印刷厂”、演讲地温桥小学更名为“南通市韬奋小学”，江泽民同志亲笔题写的校名在阳光下熠熠生辉。韬奋演讲纪念碑、韬奋铜像……这些地标，不仅是承载着历史的印记，更启迪着当代的初心使命。
通州人民已然将银杏树下的“播种”转化为强大动力，家纺产业如展翅的雄鹰，走向世界舞台；生态农业似绿色的画卷，绿意盎然。昔日韬奋先生期盼的“民主进步”，已化作全国文明城市的璀璨荣誉；他牵挂的“人民幸福”，正体现在乡村振兴的壮美画卷中。
“千条船呀万条船，千条万条来往像梭穿。除了解放区别处哪儿有，哪儿有……”
这首家喻户晓的经典歌曲，名叫——《别处哪儿有》。它的词作者，就是被誉为“文艺奇才”的革命烈士史白。
史白，原名施椿寿，1908年出生在南通寺街一个教师家庭，13岁时便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南通中学。
一个冬日的午后，史白蜷缩在教室角落，认真临摹着《芥子园画谱》。这一幕恰好被巡视校园的张謇先生看到。三天后，史白收到了一本《呐喊》，扉页上写着——“寒梅画骨，赤子雕魂”。张謇先生的题词就像火种一样点燃了他的艺术人生。
1929年，史白考入上海美术专门学校，师从刘海粟大师。他的绘画技艺日益精进，多幅作品被选入鲁迅主编的《青年版画集》。鲁迅先生勉励他：“年轻人，拿起你的文艺武器，你的刻刀就是刺向黑暗的匕首啊！”
在鲁迅的影响下，史白怀着满腔热情，主动为商务印书馆工人夜校授课，深入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作抗日宣传。他组建“新民剧社”，公演爱国话剧，组织万人抗日救亡大合唱。他也因此被捕入狱遭受酷刑，身患严重的肺病。保外就医后，仍然抱病坚持抗日宣传。
1940年，新四军东进后，史白担任苏中四分区政治部文教科长，组建战地服务团，创作导演的话剧《游击队的成长》，每次演出结束都有几十、上百名青年当场就要报名参军；1941年4月，史白出席“苏北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受到刘少奇同志的亲切接见，创作热情更加高涨。
一个暑气蒸腾的午后，身染霍乱的史白高烧40度，依然带病坚持在东台街头组织彩排。“敌机越轰炸，我们越要演。只要有人传唱，文艺的火种就不会熄灭！”史白继续修改着剧本。最终因敌机封锁，城内无药可医，年仅38岁的他不幸与世长辞。
文艺的火种何曾熄灭？我们翻开史白的画作，那些黑白木刻依然刀锋凌厉。历史的身影何曾远去？我们哼唱他写的歌谣，旋律里仍旧跃动着他赤诚的心跳。听！穿越八十年的岁月，熟悉的旋律依旧回响。
“于身危时犹明大义，天地能知忠烈心。”这是毛泽东给江海平原第一位共产党员吴亚鲁所写的追悼挽联。
吴亚鲁出生于潮桥镇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20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受五四运动的影响，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并先后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面对鲜红的党旗，吴亚鲁郑重地举起了右手，成为全国不到200名党员中的一名。
那年暑假，吴亚鲁带着革命的理想和热情回到家乡，在潮桥成立了江海大地最早的革命团体——“平民社”。此后，受组织委派，吴亚鲁的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在徐州，他成立了徐州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徐州支部，并任支部书记；在南昌，他随贺龙部队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向反动派的第一枪；他先后在山东、广东、福建担任省委领导，奔走在香港、台湾之间从事党的工作，将革命火种播于海峡两岸。
虽在上海数次被捕、备受折磨，他从未吐露任何革命机密，还在狱中组织秘密党支部，领导难友与敌人开展斗争。1938年，出狱后的吴亚鲁几经转折来到湖南，与组织取得联系，被任命为新四军驻平江通讯处秘书主任。
1939年6月12日，是一个令国人永远无法忘却的日子。国民党第27集团军头目杨森出动大批人马，秘密将只有十几个工作人员的通讯处包围起来。下午，他们以研究工作的名义，将中共江西省委副书记兼湘鄂赣特委书记涂正坤骗到大门口，立即开枪袭击。随后，一群荷枪实弹的暴徒冲进通讯处，正在工作的吴亚鲁挺身而出，义正词严地揭露敌人的无耻行径：“我是负责的，为什么要枪杀抗日战士？我要向人民控告你们！”敌人像疯狗一样围住他，拳打脚踢，强行将他拉到通讯处大门。他一边抗议，一边赤手空拳跟敌人搏斗。恼羞成怒的敌人对准他的颈部、胸部连击两枪，中弹后的吴亚鲁依然高呼：“不准破坏团结抗战！”敌人架起机枪，一通扫射，吴亚鲁和战友们倒在血泊之中。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平江惨案”。
让我们把时钟拨回80年前的启东——那时，长江入海口的芦花，常被硝烟染成浅红；那时，有三个少年，用稚嫩的肩膀，扛起了家国的重任。
第一个少年叫魏光远，1943年，他才15岁。他刚从学堂毕业，书包里还揣着没写完的作文。可当父亲问他“要不要去当新四军打鬼子”时，他把笔一放，说：“只有把鬼子赶跑，我们才能安安心心读书！”这一去，他就成了部队里最小的兵。他有文化，帮战友写家书；他不怕死，冲锋时总跑在前面。那年秋天，东台的战斗打响，一颗子弹穿透了他的胸膛，这个还没来得及过16岁生日的少年，永远留在了战场上。
还有一个少年叫顾选文，14岁就成了游击营的侦察兵。你能想象吗？一个个头不高的孩子，要在黑夜里摸进敌人的据点，要假装放牛娃打探情报。有一次，他和战友要夜袭伪军的盐场，他主动请缨：“我个子小，不容易被发现！”那天晚上，他顺着盐场的栅栏缝钻进去，悄悄摸清了敌人的岗哨，还帮战友们打开了大门。战斗胜利时，月光照在他满是盐粒的脸上，他笑得比星星还亮。
还有一个13岁的放牛娃，叫王小根，大家都叫他“二小”。1943年夏天，日军对启东发动“清乡扫荡”。在那个雾气朦胧的清晨，二小突然发现一队日军正偷偷靠近新四军后方医院。医院里，有三十多名伤员。二小没有犹豫。他一边用鸟叫声发出警报，一边赤脚跑过沼泽地去报信。为了给伤员争取时间，这个才13岁的孩子，故意吸引敌人追进芦苇荡。当民兵找到他时，二小已经浑身是血，手里还紧紧攥着一枚五角星。所有的伤员都安全转移了。而二小的血，染红了秋天的芦花。
今天的启东，巨轮驶过长江口，高楼矗立滩涂地。但我们不该忘记，80年前的这群少年，他们不是课本里遥远的名字，而是江海边永远年轻的英雄，是属于启东的、永不褪色的少年魂！
在纪念馆里，一挺手提式机枪平静地伫立。当年，它曾在枪林弹雨中怒吼，以凌厉的火刃划破黑暗；如今，它依旧朝气蓬勃、血气方刚，一如当年那位手持它奔赴战场的年轻军长——何昆。
那是1930年，在如皋西乡老户庄，一场战斗即将打响。三面环河的据点里，盘踞的敌军横行乡里、欺压百姓，民众苦不堪言。
4月16日的深夜，沉沉夜色之下，一支红色的队伍悄然整装待发。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的将士们，在军长何昆的带领下，怀揣着解救百姓、保卫家国的赤诚初心，趁着夜色掩护，悄无声息地向老虎庄挺进。
战斗骤然打响，沉寂的黑夜瞬间被炮火撕裂。年轻的军长，既是运筹帷幄的统帅，更是冲锋在前的勇士。他手持这挺手提式机枪，身先士卒冲在最前方。漆黑的夜幕之下，机枪烈焰喷涌，是刺破黑暗最耀眼的光芒，更是照亮黎明最炽热的希望。
然而，敌人的增援不断，疯狂的反扑一浪高过一浪。
激战之中，一颗罪恶的子弹击中了军长的胸膛。可这位铁血军长未曾后退半步。他强忍剧痛，依旧挺立阵地，手中的机枪未曾停歇，嘹亮的呐喊穿透漫天硝烟，响彻战场每一个角落：“同志们，一定要拿下老户庄！”
黎明时分，他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将年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这片他热爱的土地上。
旭日以满天朝霞的祭奠，表达对一位英雄的敬仰，一个伟大的生命，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定格在历史的深处。
纪念馆里的这挺机枪，早已不只是一件文物，更是一段历史的见证、一种精神的传承。它让人们牢牢记住了一支光荣的部队——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更深深铭记了一个滚烫的名字——何昆军长。
一束光，能有多亮？能照多远？又能亮多久呢？
翻开《长征》这本书，就会见到这样一束光，是1934年于都河畔的火把，它照见了离别，也照亮了长征路上用信仰淬炼的史诗。
1934年秋，夜幕下的于都河畔，聚集了数万名中央红军将士，他们举着火把，准备横渡于都河，踏上战略转移的征程。为了不再有离别，为了一个美好的未来，万千火把汇作长龙，划破茫茫黑夜。
出发后不久，湘江一战鲜血染红了江水，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八万六千多人锐减到三万多人，队伍里弥漫着迷茫和不安，往哪走？听谁的？党内对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一直进行着激烈的争论。
1935年1月，红军攻占遵义。持续三天的遵义会议，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遵义会议的灯火为长征指明了方向，但北上的道路已被国民党重兵封锁。为了跳出包围圈，红军选择了翻越常年积雪的高山。
红军翻越的第一座海拔四千多米的雪山，是夹金山。翻山的红军大多来自南方，身上还是出发时的单衣，脚下是磨穿了的草鞋。雪地上，是一串串带血的脚印。有些战士走着走着就倒下了，很快被大雪覆盖，后续的部队甚至不需要向导，看着雪堆延伸的方向，就知道前行的方向。
1936年2月，红四方面军翻越党岭山时，在一座山崖下发现了很多被大雪掩埋的战友，有一只胳膊从雪中伸出来，拳头紧握着。大家上前掰开烈士的手，发现里面是一张党证和一枚银圆，党证上写着：刘志海，1933年3月入党。人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往往会本能地想抓住一点东西，刘志海放不下的是证明自己信仰的党证和最后一笔党费。
理想信念的火一经点燃，就永远不会熄灭。那束光，照亮了改变中国命运的红色征程，也必将照亮中华民族不可逆转的复兴征程！
在南通公安历史上，有这样一位共产党员，他用生命捍卫党的秘密，他就是南通县第一任公安局长、革命烈士方立人。
方立人，原名方启腾，1918年出生在江苏镇江，17岁时到上海谋生。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方立人毅然决然地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中。
原地下党员袁瑞祥回忆道：方立人同志思想坚定，追求革命，有一天，我故意在他面前画了一面中国共产党的党旗，他看到后，又惊又喜，紧紧握住我的手不放，紧接着，只见他满含热泪，在党旗旁坚定地写下，坚决要求参加共产党。
1940年，根据党中央指示精神，上海党组织挑选一批优秀青年前往抗日敌后根据地工作，方启腾便是其中一员。为了保密，党组织为他改名为方立人。“立人”的含义：就是要立志做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
这一年，新四军步步东进、捷报频传，可是新开辟的抗日敌后根据地，却遭到日伪的疯狂打击和报复，斗争形势异常严峻。方立人临危受命，在南通县抗日民主政府内担任保卫科长，随后改任公安局长，至此，成为南通县第一任公安局长。
斗争是严峻的。方立人夜以继日地工作，与日伪、汉奸展开坚决斗争，他组织各级公安战士，组建锄奸小组，发动民兵群众，白天盘查放哨，夜间巡逻防奸，维护社会稳定。在反“清乡”斗争中，方立人组建了一支神奇的短枪队，从天生港虎穴锄奸、四甲坝智擒汉奸、险闯东社杀鬼子，到成功保卫邹韬奋先生“银杏树下的演讲”，他们以忠诚与胆识，一直战斗在敌人的心脏地区。
1944年2月5日，方立人代表南通县委传达县委会议精神，却因叛徒告密不幸被捕。在监狱中，方立人更是表现出一位共产党员的铁骨铮铮，面对残酷的刑罚，他宁死不屈，在所谓的自首书上写道：“头可断，血可流，志不能丢。”
那年夏末，饱受折磨的方立人为了保守党组织的秘密，拖着伤痕累累的身体，一步一步走到三楼，在看守发现之际，迅速翻越栏杆，纵身跳了下去，生命永远定格在26岁。
1943年春，日伪在南通地区发动残酷“清乡”。沿江封锁，竹篱笆围困，想把抗日武装活活困死。
这时候，通海自卫团团长汤景延接到消息：汪伪特工正在拉他“反正”。华中局、苏中区党委一合计：将计就计，打进去，当一颗埋在敌人心脏的“炸弹”。
1943年4月16日拂晓，枪声一响，汤景延当众宣布“起义”。日伪如获至宝，“大方”地给他授了少将军衔，团部设在茅镇——后来老百姓叫它“汤公馆”。
从这天起，这六百多人的队伍，成了海门百姓眼里的耻辱。昔日战友唾沫星子砸脸上；亲人抬不起头；自己每天照镜子问自己：我还是不是共产党员？可他们必须“忍辱负重”，让别人相信，才能活下来。汤景延带头开始“演戏”：穿着光鲜，吃吃喝喝，打牌应酬。
更绝的是在经济上。汤景延以“补贴给养”为名，办了个“协记公行”。表面卖粮食、蔬菜、日用百货，日伪看的是账面利润。可暗地里——运出去的，是军火、西药、食盐；掩护进来的，是根据地干部；传递出去的，是日伪兵力部署。
这不是商号，这是血管。白天拨算盘，夜里送情报。让敌人的经济封锁全失灵。
1943年9月，反“清乡”取得重大胜利，再潜伏风险太高。上级决定：拉回来。9月29日，汤景延让一个连长宣布“结婚”，在金沙镇大摆酒席，请来日伪军官。其间，汤景延借口“上厕所”跨出房门。信号一发，警卫员冲进去，击毙敌特工站长。各据点同时动手。在南通警卫团接应下，全团成建制胜利回到根据地，六百多人，一个没少。
这是一次“潜伏”，也是一次极限测试：在泥里滚了167天，真正做到了身处敌营、初心不改。信仰，从来不是一个人的聪明，而是一整套党领导下严密的组织制度。
如今，海门“汤景延团部旧址”纪念碑前，我们依然能感受到信仰的滚烫。好日子就在眼前——这就是对“汤团行动”最好的续写！这也是对习近平总书记“用好红色资源，传承好红色基因”殷殷嘱托的最好回应。
在海安的黄海之滨，屹立着全国唯一团级建制的民兵标兵单位——角斜“红旗民兵团”。
在角斜民兵代代相传的红色血脉里，有一抹格外耀眼的巾帼红。故事要回溯到上世纪60年代。一群平均年龄还不到20岁的乡村姑娘，以一腔热血，在海防一线，筑起一道牢不可破的钢铁防线。她们，就是角斜“红旗民兵团”天奎女炮班。而这支队伍的班长，正是受到周恩来总理亲自接见、被许世友将军誉为“神炮手”的巾帼尖兵——曹莲凤。
1963年，年仅19岁的曹莲凤，主动请缨加入天奎女炮班。那时的角斜，直面黄海海防最前线。为练就过硬的炮兵本领，她们就地取材。树干当作炮身，竹竿充当瞄准仪，就靠着一把算盘，一笔一笔演算复杂的射击诸元。白天，她们是田间的农家女子，插秧耕耘，养家糊口；夜幕降临，她们立刻化身海防民兵，奔赴滩涂，咬牙操练。
寒冬到来，滩涂上到处结着冰碴。刺骨的冰水漫过双脚，脚底磨出一个个血泡，破了、结痂，结痂了，又被磨破。
汗水，从不会被辜负。1965年，江苏省军区组织民兵大比武。关键时刻，班长曹莲凤沉着镇定，凭着千百次苦练打磨出的硬本领，快速修正参数，稳稳瞄准目标。三发炮弹，全部命中。在众多男民兵当中，这支女子炮班一举拿下全省民兵大比武一等奖。黄海之滨的巾帼炮兵，一战成名！
退休之后的曹奶奶，数十年如一日当校外辅导员，走进校园、展馆、乡村，一遍一遍讲述女炮班的练兵往事，传播全民国防的理念，让红色基因，在一代又一代人心中赓续流淌。
时光流转，今天的角斜，早已告别了当年竹竿练兵的艰苦岁月。信息化指挥平台、无人侦察装备列装到位，渔民扬帆出海，就是游走海上的流动“海防哨兵”；民兵厉兵秣马，常态化开展战备演练；少年军校扎根校园，播撒国防火种，让爱国强军的信念，在一颗颗少年心底生根发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