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俊杰 仇海杰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要求“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随着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的深度嵌入，城市治理模式也正在发生深刻变革。数智化为城市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全新的工具路径，同时也引发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内在张力。如何在治理过程中释放技术效能的同时守住人本底色，是城市数智化治理需要回应的核心命题。

数智要素的集成应用，依托一体化数据载体，能够实现市政设施、生态环境、城市秩序等方面的动态感知与风险预警，推动城市治理由事后处置向事前预判转变。但数智技术驱动的改革进程中，工具本位的偏差不容忽视，从基层实践来看，治理的温度短板仍客观存在。部分项目建设重数智硬件搭建而轻需求适配，系统设计脱离社会现实场景；数智治理规制滞后于技术迭代，个人信息保护面临现实挑战；过度推崇线上服务模式容易催生数字排斥，造成部分群体的服务可感性不高；部分数字平台侧重于行政端信息输出，社会公众制度化参与渠道仍有待完善。究其内在根源，在于混淆了城市治理数智化进程中工具与目的的逻辑关系，把技术建设当作最终目的，弱化了智慧城市以人为本的价值基点。效率提升与人本关怀并非相互对立，高效能是回应民生诉求的基础，人文价值则赋予技术应用正当性，二者应当形成辩证统一的关系。

城市治理数智化转型要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兼容，不能寄希望于技术自我调适，需要从价值取向、制度建构、服务供给、治理结构、技术赋能五个层面系统施策，将人本逻辑贯穿数智化治理全过程。

坚守人本价值取向，校准数智治理的价值基点。开展数智化建设首先要破除技术中心主义思维，把社会真实需求作为项目谋划的前置条件，以群众实际获得感作为成效评判的核心标准。在项目前期充分研判社会诉求，优先回应公共领域突出问题，摒弃重展示、轻实效的形式化建设。对现有数智化平台开展常态化效能评估，清理无效冗余模块，跳出单纯追求处置速度、访问量等量化指标，把是否能化解现实公共问题作为落脚点，从源头上规避技术建设偏离治理初衷的问题。

完善数据治理制度体系，划清技术应用的边界。数智化治理效能释放，离不开权责清晰的制度框架。应当健全数据全生命周期管理规则，明确数据采集、共享、调用的权限与范围，落实分类分级保护、脱敏留痕等安全举措。针对各类智能感知技术划定适用边界，防范技术滥用侵害公民合法权益。同步强化从业人员法治伦理教育，依靠制度刚性约束，做到数据开发利用有度、监管行为有界，兼顾治理效能与个体权益保护。

构建普惠型服务体系，消解数智化带来的服务鸿沟。数字治理的整体成效，建立在公共服务均等可及的基础之上。不能简单用线上渠道完全取代线下服务，应持续保留窗口办理、人工帮扶等兜底服务，面向老年、残障等群体做好适配性改造。围绕群众高频办事事项简化操作流程，建立常态化用户反馈机制，依据不同群体使用体验持续迭代优化系统功能。公共服务评价既要考量办理效率，也要兼顾不同群体的实际获取能力，让数智化红利能够覆盖全体社会成员。

搭建多元共治架构，拓展社会主体参与渠道。城市数智化治理不是政府部门的内部流程改造，多元参与是调和技术效率与人本价值的关键。政府应依托数字底座打通跨部门协同机制，借助数智化载体搭建民意交互接口，改变单向信息推送模式，将公众评价嵌入问题处置闭环，破解治理碎片化难题。要引导社会组织、市场主体、居民共同参与公共事务，推动公众从服务接受者转变为治理参与者，依靠多方合力提升数智治理综合质效。

优化技术赋能逻辑，夯实善治提质的硬核支撑。技术迭代是数字城市数智转型升级的核心驱动力，也是衔接价值理念、制度规范、普惠服务与多元治理的重要载体。立足人本治理核心目标，需摒弃粗放式技术堆砌的建设思维，聚焦技术适配性、精准性、实用性开展数智化升级改造。立足城市治理场景优化算法模型、整合数据资源、精简系统端口，破解平台冗余、数据壁垒、功能空置等问题，推动数智技术从“形式赋能”向“实质赋能”转型，让先进技术真正服务于制度落地、服务优化、共治落地，实现技术效能与人文温度双向赋能、同步提升。

技术是善治的手段，而非治理的最终目标。城市数智化建设既要依托数字技术破解传统治理痛点，提升城市运行效率；又要防范技术本位造成价值偏移，牢牢守住以人为本的根本立场。地方实践当中，要持续把握好效率与温度的平衡点，让数字化不仅有快速响应的“运算速度”，更有直抵人心的“民生温度”，让数智化治理兼具运行的高效性与治理的人文性，助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好契合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现实期待。

（作者单位：南通大学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