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安正

大生纱厂投产后，对其后续企业，张謇一般都围绕“大”或“生”分别命名。例如，大有晋、大豫、大达、大聪、大隆，或资生、广生、颐生、泽生、阜生等。但另有一些文教企事业的名称则走“国字号”风格，例如中国图书公司、中国影片制造公司与中国公学等。不过，上述命名的寓意并无实质上的区别，注重民生、振兴国运，即为勾连二者的共同点。

一

本文所说的中影公司，即“中国影片制造公司”的简称，系张謇于1919年下半年与留美学生卢寿联在南通创办的一家影片制造公司。

卢寿联出身于扬州一富裕盐商家庭，张謇早先与其父卢晋恩为创办扬州师范学堂有过合作。卢寿联留美回国后在上海经营美国福特汽车销售，可能因为张謇与其父辈相识的缘故，又将汽车销售行办到南通，并开始与张謇交往。卢寿联向张謇介绍了电影在美国社会流行的情况，以及他自己对电影的认知与热爱。张謇一向重视文化对救国事业的推动作用，立即对电影这种文化上的新生事物产生了很大兴趣，又考虑到卢寿联具有海外留学生活经历及其对电影的执著追求，决定联合朱庆澜、程龄荪，与卢跨界创办一家公司拍摄电影，在南通与中国推广电影事业。20世纪初，中国还处于黑白无声电影制作的萌芽时期，自北京丰泰照相馆1905年拍摄京剧《定军山》，到南通1919年成立的中影公司，中国人在大陆上自办的影片制造公司前后只有六家。故中影公司虽不属于最早创办，仍然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中影公司征集剧本广告。

由于身份与经历不同，两人在创办过程中有所分工，扮演的角色不同。对于张謇而言，首先是负担资金支持。1919年，中影公司初期的创业资金10万元，绝大部分甚至全部由张謇等一方提供。其次，明确创办宗旨。征求剧本广告指出“本公司以普及教育，表示国风为主旨”，主张电影应扶正祛邪，引领净化社会风气。再次，建立拍摄基地。1917年，五公园在城南濠河沿岸建成。张謇特在东公园内建造一所“规模宏壮”的“玻璃顶之摄影场”，作为拍摄与活动场所。至于电影剧本的创作或征集、演员的遴选、电影的拍摄制作，以及向社会的推介与放映等事务，专业性较强，则由卢寿联具体负责。公司筹备主任与经理职务，亦相应由他担任。

电影事业此前在南通没有任何基础，中影公司几乎从零开始艰难起步。立足这一点，不难理解自创办至1922年上半年的三年内，中影公司几乎一直处于沉默状态。如果细加观察，还可发现公司这三年实际上从南通移师上海，重要活动主要安排在上海进行。原因很简单，借助上海的先发优势，发展南通与中国的电影事业。上海是中国近代电影事业发展最快的城市（上述六家中国人早期创办的电影公司中，有四家集中在上海）。中影公司需要的编导、摄影、演员大都是上海影坛中人（或与上海影坛关系较深的中外人士），从上海采办或租用电影设备最为方便，上海的电影热心观众最多，电影市场亦较其他城市充分。一句话，在上海发展电影事业的环境相对较为优越。中影公司在上海仁记路百代公司内设立的办事处，成了事实上的公司总部。

二

1922年6月12日，卢寿联以中影公司筹备主任名义，在上海《申报》头版，以较大篇幅连续刊登“悬金征求影戏脚本”广告。这是中影公司第一次向国内尤其向上海各界人士亮出名片。广告不仅公开宣告公司建立，而且申明公司将“即日着手编演”电影。1923年1月1日，中影公司再次在《申报》上以较大篇幅刊登广告，借向各界人士“恭贺新禧”之际，以图文兼备的形式，介绍新拍摄的《饭桶》《新南京》的剧情，以吸引上海观众的兴趣。两次广告，标志着中影公司开始进军上海电影市场，并借助上海新闻媒体扩大影响，提高公司的知名度。

同年3月15日—4月16日间，经中影公司积极联络包括沪江影戏院在内的上海六家电影院，将公司拍摄的六部影片打包推向银幕。六部影片片名，分别是《饭桶》（滑稽故事片）和《南通风景》《南洋、约翰二大学球赛》《周扶九大出丧》《新南京》《国民外交游行大会》（均为新闻纪录片），内容涉及上海、南通、南京三地的社情、警政、体育、时政多个方面。六家电影院基本上都将六部影片从头到尾挨着放映一遍（游行大会因在3月25日举行，拍摄制作完成较晚，为中途安排放映）。每天包括日场、夜场，一般连续放映三四场，一个月内总放映场次起码在六十场。这六家电影院均为上海规模较大、设备较为完善的电影院，它们乐意承担中影公司影片的放映任务，表明这六部影片拍摄的内容与水准得到上海电影市场的认可。观众纷纷前往观赏，沪江影戏院放映时，“中西人士之驱车往观者，座为之满”。另一家恩派亚影戏院放映时，同样“全院竟为之满座”。上海银幕上当时多为西方影片，“我国自制之影片，总不能超胜舶来者”，电影院上座率亦比较低。这六部影片改变了这一状况，让上海一个月内的银幕，几乎变成了中影公司的一家春。业绩如此不俗，可用“初战告捷，大获全胜”八个字来形容了。

必须指出，六部影片中的《南通风景》，包含了张謇个人风采、张謇游新市场、倭子坟、五山风景，以及陈团长阅兵等多个方面，内容丰富。这部新闻纪录片实为国内已知有关张謇生前形象与南通“模范县”景象的唯一光影资料，异常珍贵，但后来下落不明，殊为可惜。还必须说明，上述六部影片中的五部，在1922年上半年已基本完成了拍摄制作。恰逢同年8月20日—24日，中国科学社在南通举办第七次年会，张謇、卢寿联特在更俗剧场“开演电影”，用于招待参会学者以及南通各界人士。放映电影中，即包括了《饭桶》《南通风景》等。观者因“南通能制此佳片，尤惊叹不已”。显然，中影公司拍摄电影的首场放映秀，尤其是《南通风景》的首场放映秀安排在了南通，时间上比在上海公映早了半年多。这一事实证明，中影公司借上海先机发展自己的同时，并未忘记公司植根于南通，无论是电影的拍摄与放映，都给南通保留了优先位置。

三

中影公司在上海公映获得成功后，又将目光投向今后，开始实施下一步的计划，主要包括：（一）携带六部影片“往京、津、哈尔滨等埠开映”，同时借此考察当地“影戏业之情形”，以扩大公司在北方城市的影响力与放映市场。（二）与江苏省警察厅厅长王桂林洽谈，委托王借“出席万国警务会议之便”，携带《新南京》“往欧美各国传映，以表国光”。（三）与中华全国武术运动会会长马相伯接洽，乘运动会4月中旬在上海举办之际，组织摄影人员到现场进行拍摄。（四）“招致演员”，开始早在拟议中的关文清的《翡翠鸳鸯》言情故事片拍摄。

1923年三、四月间，正值江南春风沉醉，桃红柳绿的季节，一切都预示着公司的前景美好而远大。但实际情况大为出人意料，公司此后竟再次开始沉默，并一直沉默下去。不仅没有发布新消息、新动向，带给社会各界人士新的惊喜，就连已向社会上预告的《中华全国武术运动会》《翡翠鸳鸯》两部影片的拍摄，公司携片北上，以及往国外放映等，都没有了下文。社会各界人士惊愕、疑惑之余，终于最后认定中影公司实际上是歇业了。由于公司未曾公开发布歇业公告也未透露有关信息，故无法确定公司歇业的准确时间，姑且认为大致在4月下旬—6月下旬之间吧（当与事实相去不远）。从1922年下半年到1923年上半年仅仅一年时间内，中影公司走完了从正式建立到精彩亮相再到突然歇业的全过程，真是银幕才现一家春，岂料匆匆又归去，令人好生惋惜！

如此结果难免引起社会各界人士以及后世学者对中影公司突然歇业原因的猜测。其实，意料之外亦在情理之中，寻找答案并不困难。

张謇、卢寿联1919年下半年筹办中影公司时，按照两人分工，公司资金主要由张謇等负责筹集。事实上，公司初期的10万元创业资金，确实全部由张謇承担了，一是信守承诺，二是大生企业当时处在鼎盛阶段，张謇具备筹集这笔资金的实力。问题在于，大生企业在1921年后转入逆境，遭遇亏损，1923年时，债务越发沉重。而公司筹办长达三年，电影拍摄制作又需要持续大把“烧钱”，即使六部影片公映大获成功，但票房收入远远不足以维持公司运转。至10万元资金用尽时，张謇在南通却已无力继续提供新的支持。另外须指出，中影公司中关键的拍摄制作，尚需依靠在上海影坛较有知名度的美国人哥尔金。哥尔金专业上堪称一流，但索价太高。据与张謇有过密切交往的欧阳予倩披露：哥尔金“每月薪水六百块，另外还要供给他住洋房，吃大菜”。另有一位了解内情的人士钱伯盛反映的情况更为清晰：“惟公司开办二（三）年，资本耗尽，盈余无望，遂不得已而以停办，殊可惜矣。”“当时公司开销每月仅数千元，美籍之摄影师月薪已达七百五十元之重……演员与木匠、纸工所费更不资，是以不能支持……此当时时势使然，无可奈何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