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一锋

旧时掘港工商业发达，经过一千多年发展，渐成规模，四方客商云集于此。客籍商人出于共同利益的需求，以原籍地为单位建立会馆，有山西的晋商会馆、徽州的新安会馆、上元、江宁、句容的上江句会馆。此外还有以行业为纽带同业之间建立的会馆，如：南京盐商就组建了金陵会馆，民国以后称作同业公所，或同业公会。这些组织在过去起到联络感情、互帮互助、控制市场、传递信息等作用，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会馆文化。

同籍贯的人群，在外地往往建立会馆抱团取暖。早年间的晋商、徽商等就在掘港建过会馆。会馆种类繁多，过去掘港的这些会馆属于工商业会馆之列。山西会馆在碧霞山西侧的西林禅院，徽州新安会馆在南街大王庙，南京盐商会馆也在大王庙，上江句会馆在碧霞山。西林禅院在碧霞山的西南角，建于明万历年间，庙东侧为晋温公祠，西侧为僧院，中为山门，过殿为冯氏家庙。晋温公，即东晋名臣温峤，山西太原祁县人，这个祠堂又叫温元帅行宫，是在掘港的晋商捐建的，即山西会馆。大王庙在南街市河边，建于清初，为纪念唐代黜捗使李承实筑捍海堰之功绩，又有学者认为是祭祀金龙四大王之类。庙共有三进，最后一进楼内供奉朱熹，又称文昌楼，或者文公楼，楼偏门有“新安会馆”匾额，徽商会馆就在此处。

会馆是客籍人士的聚会之所，一般由本乡有威望的长者主持，如：节庆、菩萨生日、行业议事等，最隆重的莫过于中秋节，人团圆，月圆之夜，中秋节不像过年，很多人回不去，就到会馆过节。初来掘港的外乡人，也可以在会馆寻求帮助，会馆负责介绍生意或谋职，没有居所的可暂住会馆；有同乡如来寻亲，亲人亡故或有其他意外，会馆提供住宿餐饮，临走发放路费等等。掘港的徽帮茶商为主体的“新安会馆”在掘港郊区置有田产若干，以利息收入救济同乡；上江句会馆则在街西南郊区购买荒地划建“义地”，即公益墓地，埋葬客死他乡的乡党，其中以“句容义地”最为有名，大概位置就是现在的盛世华城周边。在掘港徽州茶商一般把同乡灵柩暂厝三义阁，茶叶公会负责人洪瑞庭出面将灵柩送回故乡或就地安葬。

此外，会馆还兴办义学、育婴堂、水龙局等公益事业，主要是方便同乡，也扩大社会影响。嘉庆元年（1796），掘港场盐商集资在武庙巷设义学。义学一般是为本籍学生兴办，收取象征性的学费或者不收费。清康熙年间，掘港茶商、盐商出资兴办育婴堂，同治年间又重修，雇佣奶妈，收养弃婴。过去建筑是土木结构，防火是头等大事，会馆牵头兴办水龙局，水龙局即现在的消防队，救火队员由各会馆招募，都是义务性质。掘港三街之内先后建有水龙局17处之多，以山西会馆自备的水龙局规模较大，北街汪家巷口的“信义堂”规模也不小，由徽州歙县茶商捐建。遇有火情，水龙局召集救火队员，各司其职，用“水龙”吱水救火，附近居民亦加入救火，火扑灭后，失火店家（居民）都要去会馆、水龙局张贴感谢信，表示谢意。全镇水龙局费用主要由各会馆负责分摊，“赵永升”承担大头。每年“赵永升”正月举办义务消防队员聚餐，九月初二由“广隆”请客。

民国以后，在会馆的基础上产生了一些同业公所，这些组织不一定是同籍人员组成，由会馆蜕变而来，行业特征明显，更加促进地方工商业的发展。那时候公所、公会的行业规范比法律还管用，一旦违反，在该行业就干不下去了。据载，京货公所、铜锡公所设在正街都天庙，南货业公所在云埔桥西，粮食公所在南街管家牌楼，酱糟业公所在南街城隍庙，花布公所在国清寺，土布公所在上真庙横巷，鲜肉公所在地藏庙，菜业公所在东林禅院，铁匠业公所在校场桥西老君堂，瓦木业公所在上真庙，柴草业公所、花炮业公所在火星庙，磨坊业公所在砖桥北同善堂，红货业公所在西街地心庵，糖业公所在关帝庙，船业公所在西三元宫。

1926年国民政府公布《工商同业公会法》，规定同一区域七家以上同业即可发起成立同业公会。粮食公会在南街管家牌楼对面，会长何子诚；纱布公会在西街三义阁，会长樊筱斋；杂货公会在云浦桥西，会长刘吉三；木业公会在大王庙东，会长郭雨苍；药业公会在北街宏仁堂药店，会长张天清；豆腐公会在火星庙，会长管希仲；茶叶公会在东街大森福茶叶店，会长洪瑞庭；棉花业公会在烟墩桥外，会长叶仲明。

到民国后期，民生凋敝，各商家自顾不暇，经费来源减少，会馆、同业公所、同业公会难以为继。各“义地”无人管理，坟头长满荒草，长久无人祭扫。育婴堂、义学、水龙局设施老化，无人打理，渐渐失去作用。到解放战争中一些庙宇拆除，后来同业公所、同业公会房屋挪作他用。随着新生的人民政府建立，社会民主化进程加剧，会馆、同业公所、同业公会失去原有功能，彻底走进了历史的尘埃……

下图上：掘港上真观，民国时曾在此设立瓦木公所；下：民国时期曾在掘港国清寺设立花布公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