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怡

近年来，一个新兴词汇——“全职儿女”悄然进入公众视野，引发社会广泛关注。这些已毕业的年轻人选择回到家庭，通过承担家务、照护父母或提供情感支持等方式，换取父母的经济支持，形成一种新型家庭角色。这一现象既被部分人视为“新式孝道”，肯定其陪伴与照护价值；也被质疑为“啃老”的变体，折射出青年就业困境。

从表面看，“全职儿女”是青年应对就业压力的权宜之计，但深入剖析，其背后是代际关系模式的深刻调整。传统中国家庭代际关系遵循费孝通先生所概括的“反馈模式”，即父母抚育子女成人，子女在父母年老时承担赡养责任，实现代际资源的双向流动。然而，随着社会养老体系逐步完善、人口流动性增加以及生活成本上升，代际关系呈现出新的形态。成年子女在经济上仍依赖父母，但两代人保持着高频互动与情感联结。它并非传统“反馈模式”的简单倒退，而是家庭在面对高房价、激烈就业竞争等现实压力时，代际之间形成的互助联盟，体现了家庭作为共同体的风险抵御功能。

进一步分析，“全职儿女”现象中衍生出一种值得关注的“拟职业型代际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家庭内部互动模仿了市场化的雇佣模式，却又深深植根于伦理情感。具体而言，子女提供的照护、家务、情感支持等劳动被赋予了一定的“商品”属性，但其交易规则是柔性的，并非冷冰冰的金钱计算。双方通过非正式的“契约”达成默契：子女通过专业化的服务，如精心安排父母起居、熟练使用医疗设备、提供“数字反哺”等，确立自己在家庭中的价值；父母则通过“发放”生活经费认可这种价值。这个过程被称为“孝行的拟商品化”与“互动技能的专业化”。然而，这种关系本质上是一种“非对称性互惠”。子女获得的往往是直接的经济支持，而父母获得的则是难以量化的安全感、情感慰藉与天伦之乐。这种新型代际关系，既非纯粹的道德义务，也非完全的市场交换，而是伦理逻辑与市场逻辑相互渗透、相互妥协的产物，展现了当代中国家庭在传统与现代夹缝中的生存智慧。

尽管这种代际合作在短期内增强了家庭应对不确定性的韧性，但若缺乏必要的制度支持与清晰的角色边界，其长期风险不容忽视。从青年个体发展角度看，“全职儿女”身份存在一定的模糊性，长期处于“职业儿女”状态可能导致“身份认同弥散”，即对自我价值和社会角色的认知变得模糊，进而削弱其独立生活与社会适应能力，存在“啃老化”的风险。从家庭系统视角看，子女深度回归家庭虽然短期内增强了凝聚力，但也意味着家庭边界弱化。如果代际之间缺乏有效的边界管理，可能影响年轻一代的社会融入与自我发展。同时，家庭经济结构变得更为脆弱，当家庭主要依赖父母的养老金或积蓄运转时，一旦遭遇健康危机或大额支出，抗风险能力将面临考验。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当社会的养老服务体系、职业培训与就业支持体系不够完善时，家庭被迫承担了过多的再生产责任，这不仅是家庭的个体选择，更是社会政策需要关注的结构性信号。

政策层面、社会与家庭需要形成合力。首先，在制度层面，应积极探索承认和补偿家庭照护劳动价值的途径，例如完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设立家庭照护者津贴、为阶段性居家的青年提供更灵活的社保参保政策以及线上职业技能培训机会。其次，在社会层面，社区可积极构建家庭照护互助网络，探索“照护积分兑换”等机制，促进经验交流与支持。最后，对于青年个体及其家庭而言，需要保持角色的开放性与动态调整能力。青年在担任“全职儿女”期间，应积极进行职业规划，保持与社会的连接；家庭内部则需通过良好沟通，合理设定代际边界，避免因“过度卷入”导致功能失衡。